[39]资本主义国家法官独立的主要含义是指，法官的审判活动只服从宪法和法律。

11月7日至20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江西瑞金召开，会议宣告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并一致通过了《宪法大纲》。保护人民的民主权利是贯穿过渡时期检察工作的主线，也是判断检察工作效果的主要标尺。

1950年2月21日，毛泽东主席批准了《最高人民检察署一九五。此次会议也是新中国第一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韩大元，法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依法治国首先要依宪治国，依法执政首先要依宪执政。（2）保障《共同纲领》第五条之实施，注意检察违法乱纪侵犯人权案件。

1954年3月17日，最高人民检察署副检察长高克林在第二届全国检察工作会议上作了《关于过去检察工作的总结和今后检察工作方针任务的报告》，报告系统地总结了过去四年多的检察工作，并为过渡至1954年宪法下的检察体制提出目标。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董必武等中央领导到会讲话，会议中心任务是根据《共同纲领》第十七条的原则统一认识，建立新中国法律制度。以第二次汉字简化为例，其虽于1977年向全国征求意见，但并未取得社会共识，以至于在1978年全国两会上，胡愈之、王力、周有光等23人联名致信全国政协秘书处和全国人大秘书处，要求两会主要文件不采用草案中的简化字。

因此，八二宪法确立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发挥了国家统合、民族团结和国民教育的多维度功能。民进中央对此进行了长时间的调研和建言，促成全国人大常委会在2015年修改《教育法》时将第12条汉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学语言文字修改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为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的基本教育教学语言文字，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应当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进行教育教学。合宪性审查 作为宪法确定的重要国策，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事关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文化认同，成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制度保障。作为中华民族的共同语言文字，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中国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文化成果，是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载体。

关于平等原则，在五四宪法起草过程中被反复论证。这是我国首次运用宪法推广普通话条款，对相关地方性立法进行的合宪性审查实践。

上述三个概念之间，存在明确的位阶顺序，且并行不悖。从宪法实施的角度，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国家机关和各族人民的宪法责任。在八二宪法的最终通过版本中则采用了使用当地通用的一种或者几种语言文字。2021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国人大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文化认同是最深层次的认同，是民族团结之根、民族和睦之魂。

对应到宪法中的公民受教育权(第46条)和文化自由(第47条)，意味着公民有在行使受教育权和文化自由过程中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其包括了自由权面向(自主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免于干涉和歧视)和社会权面向(要求政府为其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提供条件和保障)。周恩来强调，其基本精神是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为各民族友爱合作的大家庭。(2)建议根据《法规、司法解释备案审查工作办法》的规定，由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对涉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法规、司法解释、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进行专项审查，系统清理其中与宪法、《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和相关法律不一致的规定。(4)从宪法目标的角度，以学校教育的方式向学生传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是学生获得知识、技能和交流能力的最重要方式，应当成为学校教育最基础和最不可或缺的内容，以此才能实现宪法规定的集中力量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根本任务和全国各民族的共同繁荣的重大目标。

尽管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备案审查工作报告并未详细解释相关地方性法规未能通过合宪性审查的理由，但是结合上文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宪法逻辑的梳理，可以推论出如下原因：(1)从价值序列的角度，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与特定民族语言文字并行不悖，但是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居于优先和主导地位，因而地方性法规应确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在学校教学中的优先性。这意味着，八二宪法的制定者对于推广普通话条款有三种功能定位，即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具有国家统合(与国旗国徽国歌一样作为国家统一象征)、民族团结(促进各民族间的交流和国家认同)和国民教育(巩固公民的同质性建构、提高公民的文化水平)的功能。

1958年全国人大通过的《关于汉语拼音方案的决议》指出原则同意吴玉章主任关于当前文字改革和汉语拼音方案的报告，认为应该继续简化汉字，积极推广普通话。首先，关于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国家统合功能，八二宪法的制定者形成了广泛共识，委员们一致认为，语言彼此不通的现象不能继续下去了，必须大力推广普通话，这一点委员们意见比较一致。

彭真在做总结时，一锤定音，强调推行普通话问题写在这里(第4条)有副作用，挪到第19条(教育政策条款)。二是平等原则，强调少数民族有发展其语言文字的自由，禁止歧视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本法不规定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定义，并不会造成人们对普通话、规范汉字产生误解。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王晨在讲话中也明确提出进一步贯彻实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必须准确把握其法理精神，深刻理解其核心要义，维护和保障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合法权利，并在工作中切实落实到位。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处巡视员王培英曾撰文指出，通用语言是一个类概念，不是专称，因为全国同时并存着应用范围大小不同的各种区域性的通用语言，而只有普通话是全国通用的语言或通行全国的语言，因此普通话也就成了全国通用语言的专称。三、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合宪性审查 贯彻国家通用语言制度的宪法逻辑，实施宪法中的推广普通话条款，以此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需要落实合宪性审查制度。

事实上，关于推广普通话条款的宪法位置，在八二宪法制定过程中存在不同意见，主要有三种方案：(1)建议写在宪法第四章国旗、国徽、首都部分，诚如上文所述，荣毅仁就持此种意见。第三，2018年宪法修改，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宪法任务和国家目标，正式写入宪法，从根本法的高度肯认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为国家认同奠定了宪法基础。

宪法确立的语言文字制度是多元一体的，既保障多元化的各民族的语言文字和各地的语言文字，更明确规定了一体性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聚多元为一体。因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首先要在教育和文化领域落实，这就赋予了教育和文化领域更强和更直接的宪法责任。

进入专题： 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厘清该项制度的宪法逻辑，对于贯彻和完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保障公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权利，具有基础性作用。

保护的对象是非主流的语言，而作为主流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需要保护。(3)建议根据中共中央印发的《法治中国建设规划(2020-2025年)》，有关方面拟出台的行政法规、军事法规、监察法规、地方性法规、经济特区法规、自治条例和单行条例、部门规章、地方政府规章、司法解释以及其他规范性文件和重要政策、重大举措，凡涉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的，应通过事先审查和咨询程序，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书面提出合宪性审查请求。荣毅仁进一步提出推行汉语普通话是全国的任务，写在这里容易产生矛盾，建议将这个规定放到后面第十九条去，把推行普通话作为发展文化的一个内容。现行宪法首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然而在此之前，《共同纲领》(1949年)和前三部宪法已为该款内容作了长期的探索和铺垫。

质言之，八二宪法的制定者谨慎平衡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当地通用语言文字、本民族语言文字的关系，并据此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优先地位——即国家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而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执行职务时可使用当地通用语言文字，同时保障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在宪法草案的全民讨论中，有人建议，在这一款里，不只应当规定各民族都有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而且还应当规定各民族都有使用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该意见获得制宪机关采纳，该条最终表述为各民族都有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自由。

阿沛·阿旺晋美表示同意，也认为这里(民族政策)写推广普通话不合适。从文义解释的角度，宪法第19条规定的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具有以下四个方面的含义。

由此，制定《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就成为立法机关的宪法责任和紧迫任务。早在1994年，中宣部发布的《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就把正确使用祖国的语言文字，大力推广普通话作为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举措。

因而，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全面加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提高全民学习和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能力，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重要制度保障。第19条第1款和其余各款构成总分结构：第1款总括了教育文化政策的目标，其下各款分别详细规定了学校教育、教育设施、民间办学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三是作为监督者，国家机关要监督通用语言文字的落实情况，各级政府及其有关部门要加强对本地区、本行业、本部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使用情况的监督检查，及时纠正和处理使用中的不规范和违法违规现象。在此基础上，八二宪法确立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显然具有必要性和现实性。

首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并不等同于汉语言文字。现在汉语实际上是国语，这是大家公认、拥护的。

语言不通就难以沟通，不沟通就难以达成理解，就难以形成认同。摘 要：宪法中的推广普通话条款赋予相关部门推广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宪法责任，确立了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主导和优先地位，并要求在教育和文化领域中率先落实。

提倡不带有强制性，而推广具有国家主动的色彩。从目的解释的角度，诚如上文所述，宪法所确立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制度具有多元功能，既有促进国家统一和国家整合的政治象征功能，也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升国民教育质量的宪法规范功能。